安徽某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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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2022:14:18 评论 36 次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辽06民初    号

原告:安徽某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某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杨某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

被告:湖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穴市。

法定代表人:吴某道,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某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光恒。

原告安徽某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某公司)与被告湖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后,被告湖北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2017)辽06民初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湖北某公司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该裁定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辽民辖终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湖北某公司上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徽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被告湖北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某平、石光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超付的工程款暂定37469509.37元(待工程造价鉴定后增加);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超付工程款的利息损失2966336.1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3月1日暂计算至2017年11月,之后计至本息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向原告开具工程款为3000000元(暂定)的增值税发票(待工程造价鉴定后增加);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用。工程造价鉴定后,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将第一项请求的返还超付工程款变更为43143063.73元,将第二项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变更为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17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将第三项开具工程款金额变更为43757965.57元的增值税发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12月24日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约定将丹东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中不含钢结构及电力安装工程的土建施工工程分包给被告施工,合同固定总价为10542.15万元,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增补工程量,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2月20日另行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约定原告将该项目的车架联合厂房、物流中心、制件联合厂房、锅炉房及厂区道路、官网等工程图纸内除钢结构、电气安装部分及消防部分分包给被告施工,合同总价款为5000000上述两份承包协议签订后,被告委派实际施工人詹某明负责项目现场的管理工作,原告为确保本项目按业主要求的期限完工,在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原告已按协议约定的工程进度超额向被告支付工程款,截止2016年3月,原告累计向被告实际支付工程款为197248352.30元。被告委派的实际施工人詹某明于2016年2月去世后,施工现场发生混乱,因此,原告又于2017年春节前应丹东市公安局及劳动局的强制要求向被告下属的农民工班组代为垫付农民工工资300万元,被告剩余未完工程由原告直接组织施工,与第三方签订施工合同,截止2017年9月30日,原告陆续向直接施工的第三方累计支付工程款1131万元。经被告委托的工程造价部门结算,本项目工程的决算额共计为182033992.16元,扣除原告另行发包的消防工程、天燃气外包费用、税金、管理费及原告后期直接组织施工的费用,合计应向被告支付工程款为人民币159039472.44元,而原告已实际向被告超付工程款为人民币37469509.37元(暂定),待工程造价鉴定后再行增加。截止目前,被告仅向原告开具工程款发票123254300元,尚欠73994052.30元增值税发票末向原告开具,扣除结算报告中部分税金仍欠原告3000万元(暂定)增值税发票未开具。原告一直与被告交涉超付工程款及尚欠的增值税发票事宜,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

湖北某公司辩称,原告所诉无事实依据,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应予驳回。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超付的工程款37469509.37元是不合理的。根据合同约定,原告是按照被告提供的工程量、工程进度来确认付款的,按照该种付款方式,原告不可能超付工程款。既然未超付工程款,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利息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实际施工人是詹某明,詹某明是挂靠被告进行施工的。原告将工程款支付给了詹某明,现又要求被告返还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工程造价不是被告委托作的鉴定,原告以此证明工程造价被告不予认可。原告自行组织施工的工程款以及与第三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不能够证明第三方已经施工,且被告与原告的合同并未解除,不存在另行委托他人施工的情况。原告代付农民工工资300万元不全是实际施工人詹某明用工期间拖欠工资款,还应包括原告钢结构及后期自行组织施工欠下农民工工资款。本案中,实际施工人是詹某明,被告方并未收到原告支付的工程款,即使存在超付部分,责任也应由詹某明承担而不是被告。现詹某明已死亡,被告已申请追加詹某明的近亲属作为被告

原告安徽某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丹东某公司与原告安徽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原告依法取得涉案项目工程。

证据2、《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合同编号:2012-092)、《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合同编号:2013-037)。证明原告将丹东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及某汽车零部件项目分包给被告施工,合同中约定了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竣工验收结算等条款。

证据3、丹东某工程造价(2017)第0915号工程结算报告、丹东某工程造价(2017)第0920号工程结算报告。证明被告湖北某公司委托的丹东金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丹东某汽车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与土建、安装工程(一期、二期)现场全部工程决算金额为182033992.16元。

证据4、辽宁丹东工程结算汇总情况表(一期、二期)。证明原告就丹东某汽车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其中的被告实际施工的土建、安装工程(一期、二期)决算金额为159408918元。

证据5、原告自行组织施工的工程款及与第三方签订的施工合同。证明自被告实际施工人詹某明去世后,原由被告施工的剩余工程经原告自行组织施工,由原告直接向第三方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人民币9899281元。

证据6、湖北某丹东工程往来明细表、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对账单、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工程款212481380.21元;截止2015年9月30日原、被告双方对账原告已支付被告166166289.25元。

证据7、被告湖北某公司收据明细表、发票明细表。证明被告已向原告交付工程款收据人民币197248352.30元,被告未向原告开具足额增值税发票,现已开发票金额为123254300元。

被告湖北某公司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合同外有增项,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其与某公司实际结算的证据,以证明发生的工程量,从中扣除原告施工的部分工程,剩余工程就是由被告施工,不能以原告单方认定的工程造价来认定工程量。

对证据2、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被告施工属违法分包行为,涉案两份合同无效。根据合同竣二验收条款结算约定,被台已于2018年3月1日向原告方提交了竣工结算全部资料,原告方在此期限内没有明确答复或提出正当延期理由,应视为对被告结算金额予以认可。

对证据3、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两份工程造价报告不是被告委托的,对原告以此来证明工程总造价不予认可。

对证据4、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提供的一、二期结算情况表是原告单方制作的,没有实际施工人詹某明或者被告代表签名和盖章确认,工程未完工不存在工程造价鉴定。

对证据5、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未解除,实际施工人詹某明死后,未经被告同意,原告无权将未完工程发包给其他人施工。仅有原告与第三方的施工合同及由张某安、曹某枝出具的借条,没有实际已施工及原告向第三方实际付款转账凭证来证明,对此不认可。

对证据6、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只收到了213万元,其余部分并未收到。原告将工程款支付给詹某明,如果存在超付工程款的责任,应由原告与詹某明承担责任,与被告无关。承兑汇票的贴息应由原告承担,电费应由双方分摊,该往来明细表中从2016年3月10日后发生的款项与被告无关。

对证据7、对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该组收款收据上湖北某公司的财务印章是假的,不是被告真印章,收款收据栏“詹某明”不是其本人签名。对已提供的发票被告认可,但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的发票并不全,2015年10月代扣代缴税金882603元税金发票没有从被告方应开具发票中扣除。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据2,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证据3、证据4、证据5,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6、证据7,虽被告主张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该组证据加盖了被告的财务专用章,能够证明本案的付款情况,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被告湖北某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施工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詹某明与被告湖北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詹某明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詹某明是合同实际履行人,其有权向原告索要工程款,原告直接将工程款付给詹某明,其要求返还工程款,本案适格主体是詹某明,詹某明现已去世,原告应向其法定继承人主张权利。

证据2、函。证明原告方承认差被告尾款未支付。

证据3、竣工结算书一期工程5本、竣工结算书二期工程4本、总项目竣工结算书1本以及原告方代表靳某玲出具收条一份。证明该工程总造价为285156494.20元。

证据4、原告关于核对丹东某汽车项目工程结算事宜一份、湖北某公司函告通过邮件发送凭证二份。证明1、原告方也同意重新进行工程造价结算;2、原告方于2018年3月1日收到了被告的送审价结算资料后,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原告认可被告提交的送审价285156494.20元,本案应当以送审价285156494.20元确定该项目工程结算总价款。

证据5、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2018年2月10日原告出具询证函一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11月1日向被告收取丹东土建工程投标保证金160万元的事实,原告并于2018年2月10日向被告出具询证函证实至今未退还,同时还证明原告尚欠被告工程款。

证据6、会议纪要一份。证明原告方代表张某炳、张某文等人与实际施工人詹某明等人于2013年8月8日形成会议纪要,

会议决定原告用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承诺弥补给被告承兑贴息损失。

原告安徽某公司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其他工程,与本案无关,内部承包合同书与涉案工程无关。

对证据2、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

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如果该证据真实,说明原告与被告之间一直进行业务往来,至2017年8月原告已经替被告垫付了维修费及继续需要的维修费,与原告的举证相互印证,进一步说明了詹某明去世后,原告也是与被告进行业务往来也不能以该函中的“尾款”就认定原告欠付被告工程款,应以原告提供的已付款证据为对证据3、如果涉案工程与被告无关,被告也不会向原告提供竣工结算报告,且该报告是被告单方制作,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对证据4、被告的副总经理向原告发送了相关结算报告,说明被告已经参与了涉案工程的结算,进一步证明被告是本案适格主体。2017年11月原告已经起诉并提出了书面鉴定申请,2018年被告再向原告报送结算,又主张原告未在其规定期限内答复视为原告予以认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对证据5、该收款收据是复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

即使是证据原件,也不能体现原告欠付工程款,被告主张其未收到保证金,也不属实。投标保证金在中标后变更为履约保证金,在投保文件中已经规定,詹某明去世后被告也没有能力履行,也无到场进行收尾工程施工,原告另行组织他人施工,因此该履约保证金应予扣除。

对证据6、该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中显示为“适当弥补”,也并未确认由谁负责给付以及给付数额。本院认证意见为,证据1与本案事实无关,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4,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5、证据6均系复印件,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安徽某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对案涉某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增减项及某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零部件项目(二期)土建安装已完工程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经锦州渤海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鉴定,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文件编号为渤海造价鉴定20190916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本院组织原、被告及鉴定人员对该报告进行质证后认为,该鉴定部门及鉴定人员均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检材经过双方质证,鉴定程序合法,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答辩、举证、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2月24日,原告安徽某公司(甲方)与被告湖北某公司(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安徽某公司将丹东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工程发包给被告湖北某公司,合同载明:工程内容:客车联合厂房等工程图纸内所有内容;承包范围:工程内容部分(不含钢结构部分及电力安装部分);暂定开工日期2012年10月30日;暂定竣工日期2013年11月30日;工程价款:10542.15万元,合同价为含税价。(税金由发包方代扣代缴,承包方在领取工程款时,应采用30%人工费及70%材料费结账。)该合同加盖双方当事人公章,乙方承包人及委托代表人处均由詹某明签字。2014年2月20日,原告安徽某公司(甲方)与被告湖北某公司(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安徽某公司将某汽车零部件项目发包给被告湖北某公司,载明:工程内容:车架联合厂房、物流中心、制件联合厂房、锅炉房及厂区道路、管网等工程图纸内所有内容。承包范围:设计图纸内除钢结构部分、电气安装部分及消防部分,主材钢筋、砼由甲方提供。开工日期:2014年3月1日;竣工日期:2014年11月30日。合同价款:暂定5500万元。合同价为含税价,其中主材钢筋、砼由甲方提供。(税金由发包方代扣代缴,承包方在领取工程款时,应采用30%人工费及70%材料费结账。)该合同加盖双方当事人公章,乙方委托代表人处由詹某明签字。

上述两份承包协议签订后,被告即委派詹某明负责项目现场的管理工作,詹某明于2016年2月17日去世。至今,原、被告涉案工程款尚未结算完毕。

庭审中原告主张在施工过程中,其依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工程款,原告提供被告自2013年3月25日至2016年2月4日为其出具的19张收款收据,金额总计197248352.30元,该收款收据加盖了被告的财务专用章。原告主张詹某明去世后存在未完工程,其自行组织人员施工,提供了原告与第三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张仁安、曹仙枝为原告出具的7张借条,借条金额共计9899281元。

2015年10月10日,原、被告双方制作了涉案工程对账单,对截止到2015年9月30日已付工程款进行了确认,金额为166166289.25元,该对账单加盖了原被告双方的财务专用章,并由经办人签字确认,该对账单中记载的詹某明委托代理人曹某喜经被告委托办理涉案工程财务对账事宜,该委托书加盖被告湖北某公司公章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吴某道印章。经本院核对,自2015年9月30日原、被告双方对账到2016年2月16日詹某明去世之日,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了8笔款项,并附有相关付款凭证,金额共计21742142.58元。2017年1月25日,因本案涉案工程大批农民工上访索要工资,丹东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协调原告安徽某公司、被告湖北某公司进行处理。原告向被告下属的农民工班组代为垫付农民工工资共计300万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安徽某公司申请对由被告湖北某公司施工的某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增减项及某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零部件项目(二期)土建安装工程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经我院组织双方当事人摇号,确定由锦州渤海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某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增项造价为30062842.25元,二期工程造价(扣除甲供材料)为34732414.78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应否追加詹某明的法定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2、涉案工程总造价如何计算;3、原告是否向被告超付工程款;4、原告请求被告向其开具涉案工程43757965.57元增值税发票应否予以支持。

关于应否追加詹某明的法定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涉案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为原、被告间签订,加盖了被告的公章,詹某明作为承包人与委托代表人在涉案协议中签字,涉案工程款均支付给了被告和被告指定的供货商、实际施工人,收款收据上均加盖了被告的财务专用章,原、被告系本案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对方。虽被告主张涉案财务专用章系伪造,但被告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詹某明仅是被告委托的代理人和承包人,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也没有收到原告支付的工程款,因此詹某明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不应追加詹某明的法定继承人参加诉讼。故被告提交的追加詹某明的继承人为本案被告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工程总造价如何认定的问题。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承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关于被告主张原告系违法分包涉案工程一节,法律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原告安徽某公司与被告湖北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将其总承包的丹东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项目工程分包给被告湖北某公司,属合法分包,该协议合法有效。且本院(2017)辽06民终1899号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安徽某公司的分包行为已经发包方某汽车有限公司同意,合法有效,故被告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在一期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中约定了合同价款为固定价105421500元,双方对此不持异议。原告仅对涉案一期工程增减项及二期工程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提出鉴定申请。经鉴定,一期工程增项工程款为30062842.25元,二期工程造价(扣除甲供材料)为34732414.78元。虽原、被告对鉴定报告的相关内容提出了异议,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以该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来确定本案的工程造价,即涉案工程的总工程造价为170216757.03元(105421500元+30062842.25元+34732414.78元)

关于原告是否向被告超付工程款问题。首先要确定原告已付工程款数额。2015年10月10日,原、被告双方制作了涉案工程对账单,对截止到2015年9月30日已付工程款进行了确认,金额为166166289.25元,该对账单加盖了原、被告双方的财务专用章,并有经办人签字确认,应为合法有效。虽被告辩解该对账单中记载的詹某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旺喜不是其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有加盖被告湖北某公司公章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吴某道印章的委托书对曹某喜进行授权,应认定该委托手续合法有效。被告辩解该委托手续系伪造,但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经本院审核,自205年9月30日原、被告双方对账到詹某明2016年2月17日去世,原告共向被告支付了8笔款项,并附有相关付款凭证,金额共计21742142.58元,截止到2016年2月17日,原告共向被告支付187908431.83元。原告提供被告出具收款收据,金额总计为197248352.30元,该收款收据加盖了被告的财务专用章。被告辩称原告未出示相关款项的付款凭证,双方已在庭后核对了付款凭证等相关资料,发表了质证意见,并向法庭提交了明细表。虽被告主张涉案财务专用章为伪造,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核对,该19张收款收据的金额与原、被告对账金额及后期付款金额不符,本院认定付款金额应为187908431.83元。关于原告提出詹某明去世后,其自行组织涉案工程的未完工程进行施工,支付工程款9899281元应予返还的主张。因原告仅提供了其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及7张借条,借条出具人为张仁安、曹仙枝。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自行组织施工的合同系詹某明未完工程的继续,也不能充分证明发生的工程量及实际的付款情况,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若原告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可另行主张权利。另外,原告于2017年1月25日向被告下属的农民工班组代为垫付农民工工资共计300万元,该款项应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被告辩称该款项含有原告自行组织施工工程的农民工工资,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经鉴定,本案被告施工的工程造价为17021675703元,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190908431.83元(187908431.83元3000000元0超付工程款金额为20691674.80元(190908431.83元-170216757.03元)。

关于被告应否给原告开具剩余发票的问题。收款方为付款方开具发票系支付行为的附随义务,被告应当给原告开具已付工程款的发票。现原告提供被告为其开具的36张发票,金额为123254300元,经鉴定涉案工程的工程造价为170216757.03元,其中未开具发票的金额为46962457.03元。原告请求被告为其补开发票金额为43757965.57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被告应为原告补开43757965.57元发票。

关于被告主张的应依据原告与某汽车有限公司的决算书来确定本案的工程量的辩解意见,因原告与某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原、被告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约定的工程系不同工程,原告与某汽车有限公司的决算不能作为被告施工的工程量的计算依据,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承兑汇票的贴息应由原告承担问题。被告提供的会议纪要中载明,工程付款问题:关于承兑汇票支付的问题,合同约定以外的贴息损失在工程决算中适当予以弥补。会议纪要只约定对贴息损失予以弥补,并没有具体约定弥补的方式,不能以此认定贴息损失由原告承担。因此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主张原告代付涉案工程全部电费,未将其自行施工的钢构工程电费扣除,电费应由双方分摊的主张。因被告未提供双方用电费用具体情况的证据,电费具体无法分割,其主张双方分摊电费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安徽某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超付工程款20691674.80元,并自2017年11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计付利息二、被告湖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安徽某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工程款为43757965.57元的增值税发票;三、驳回原告安徽某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9479元,由原告负担122244元,由被告负担127235元;鉴定费565000元,由原告负担276850元,由被告负担288150元;保全保函费56204.26元,由原告负担27540.09元,由被告负担28664.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吕 某

审判员   于某

审判员 房某堂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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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由 发表于 2021.3.202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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